始與終在古漢語中是具有深遠內涵的兩個詞語，說文解字說“始”：“女之初也”，繼釋：“初，裁皆衣之始也；基者，墻之始也。”可通俗理解為：從本初的源頭便大有分別；說文解字說“終”：“球絲也”，即為束絲細微的盡頭。佛家講“始終”，是無始無終，即為輪回：大時間尺度來說“始終”是一次次從奇點大爆炸坍縮回奇點的過程，小時間尺度上春夏秋冬四季“始終”循環往復卻又年年不同，人生不過生老病死，世界不過成住壞空。

其實對比文字學家和佛家對“始終”的理解，我更喜歡儒、道的“始終”。《大學》所論：“物有本末，事有始終，所知先后，則近道矣。”能夠分清本末主次，先后時序的分別，就已經接近得道了；《莊子》所述：“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概。”生命是每一個個體都無法免俗的，由死到死的循環，所以說死亡是“入死”的回歸。所以從此角度說，所謂“無為”并非無所作為，而應理解為“未始應慎重開始”和“已始則順其自然”。老子說“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其實“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后者慎其先”的“慎始如終”，對做好現實工作也具有重要價值。

一是知所先后，慎始如終。所謂“知所先后”說起來簡單，其實包含了“心有宏圖，腳踏實地，掌握規律，預判發展”等內涵，是一種綜合境界的體現。具體來說，一是要以“不謀萬世者不足以某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以某一域”的責任使命，從一開始便做好頂層設計。一是要以“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勇毅精神，從一開始便搭好規范化、法制化的整體框架；三是要有“君子謀道不謀食”的文化價值，從一開始便深根厚植利益大眾和事業的厚重精神土壤。說文解字所謂“始”者“本初源頭便有分別”，確實，種瓜者得瓜，種豆者得豆，播種什么樣的種子，便會有相應的生長路徑和結果。既然宏圖在胸，初始便更應不惜功夫腦力，在預演預判事物發展全過程，直至終末“各線細微收束”的基礎上，搭好頂層，建好框架，厚植文化，預厚弱項，把牢航舵。

二是重視首戰，慎始如終。三國后期諸葛亮為“討賊興復”六出祁山，其中最為遺憾的是形勢一片大好之際，諸葛亮錯用馬謖守街亭，致使北伐功敗垂成一事。毛主席評價“初戰亮宜自臨陣”，言下之意，如果諸葛亮“慎于初戰”，親自到陣指揮，就絕不會犯下馬謖“舍水上山，不下據城”的致命錯誤，“克定中原，還于舊都”也許可以不再是中國人的千古遺憾。七十余年前在一片反對聲中，毛主席以“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勸說眾人，下定決心打“抗美援朝”這場新中國的立國之戰，這一戰打出新中國的威風與血性，打出后來二十年謀求發展的天地，為多年后多極世界東方一極的國際地位奠基。由此可見重視首戰，是一項經過歷史檢驗具有戰略意義的兵法要義。做好首戰必勝現實工作：一是要領導重視，臨陣指揮；領導提供的智謀力賦能、執行力賦能、士氣賦能不可估量，領導是戰役成敗最重要的勝負手；二是要預判敵情，迎峰重擊；預判敵人投入“兵力”波形，倍數囤積重兵，力求一舉擊潰。三是要抓住關鍵，守住要害。對于像街亭這樣決定全局勝負的關鍵部位，要高度重視，絕不蹈諸葛亮揮淚斬馬謖覆轍。

三是銘刻初心，慎始如終。曾國藩在家信中對弟弟寫道：“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圣外王之業，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也就是說曾國藩彼時定立下達成“內圣外王”之業，成為“天地完人”的“終身之志”。此后終其一生，為實現“做個光明磊落神欽鬼服之人，名聲既出，信義既著，隨便答言，無事不成”的圣人之志，曾國藩于“團練湘軍”“征繳天國”“天津教案”等等“事上磨煉”，最終以時時刻刻刀刀剜心，時時自戕的大智大仁大勇，成為天地一完人和公認中國古往今來三個半圣人的最后一人。為什么要銘刻初心？于曾國藩而言，一旦忘卻“天地完人”的初心，就意味著“成圣”之路終點不復存在。以現代量子科學理論通俗解釋，初心是一個量子，終點是一個量子，兩者就算相距無窮時空，但他們永遠相互糾纏，互相決定，直到終末坍塌，時空固化。國家主要領導人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不能忘記為什么出發。”為什么要銘刻初心？因為沒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出發點，就意味著為“一切為了人民”的共產主義理想國成為泡影。

我輩應時刻銘刻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身的初心誓言，于每一個今晨，慎始如終、接續奮斗、砥礪前行，直到理想時代的到來。

（長沙公安處 張宇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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