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已經逐漸變成現代社會中的一種奢侈品
1914年12月24日圣誕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比利時伊佩爾戰場上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一幕。交戰雙方在沒有停戰協議和上級指令的前提下，十萬士兵自發停止了戰斗。根據當事人的回憶，戰壕內的德軍士兵率先停火，在圣誕樹上點起蠟燭，唱起圣誕頌歌，對面戰壕里的英軍很快也停止射擊，同樣唱起歌來。盡管有高級軍官下令恢復射擊，但士兵們仍然手拿蠟燭，唱著圣歌，走出戰壕，回收戰場上陣亡士兵的遺體。戰場上的英德兩方士兵和平地交談，互換煙酒，甚至一同唱歌。一夜短暫的停戰后，士兵們返回各自的戰壕，繼續開始慘烈地廝殺。歷史上將這個事件稱為“圣誕節休戰”，人們驚嘆于殘酷環境下人們所展現出來的對“敵人”的信任，贊嘆這是人性的光輝。一百多年過去了，我們似乎越來越難再見證這種信任的出現，仿佛信任已經逐漸變成現代社會中的一種奢侈品。
從“囚徒困境”看信任背后的數理邏輯
1950年，博弈理論的成熟讓人們對信任有了更深層次的理解。美國蘭德公司的梅里爾·弗勒德（MerrillFlood）和梅爾文·德雷希爾（MelvinDresher）擬定出相關困境的理論，后來由顧問艾伯特·塔克（AlbertTucker）以囚徒方式闡述，并命名為“囚徒困境”。囚徒困境是博弈論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描述了兩名罪犯的受審情形。如果兩個人都不揭發對方，則由于證據不足，每人獲刑一年；若一人揭發，而另一人沉默，則揭發者因為立功而立即獲釋，沉默者因不合作而入獄二十年；若互相揭發，則因證據確鑿，二者都判刑五年。
站在罪犯A的視角，如果已知B會招供，A招供是更優解（5年<20年）；如果已知B會沉默，A招供依然是更優解（免刑<1年）。于是對于每一個罪犯來說，招供都是最優策略，博弈論里將這種策略稱為“納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
然而站在上帝視角我們可以看到，兩名罪犯都選擇“納什均衡策略”，則各承擔5年刑期，但是如果都選擇“沉默”，則各只用承擔1年，這也是“全局最優解”。為什么不能達成全局最優解，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
一是信任成本。全局最優選項（即沉默）會帶來巨大的信任成本。若我們簡單假設對手方的選擇是隨機的，那么站在罪犯個人視角，選擇沉默所得刑期的數學期望為10.5年（），而選擇招供的期望刑期是2.5年（），這之間8年的差距就是信任成本，即選擇信任所要承擔的代價。由于納什均衡策略的存在，這個成本要比8年更大，因為對手方有更高的概率會選擇招供。在沒有任何方式消解這個成本的前提下，選擇沉默是不理性的。
二是信任約束。我們再想象一個合理存在的場景：兩名罪犯在受審前就約定好堅決選擇沉默，即使這樣依然很難達成全局最優解，因為在已知對方選擇沉默的前提下，招供依然是更優解（免刑<1年），而個人的選擇是不受約束的，猜疑在所難免，于是一個“理性”的罪犯最終還是會選擇背叛對方。
至于“納什均衡”相對“全局最優解”的偏離值，就是信任價值。如果存在一種機制，可以消除或降低信任成本，并提供合理的信任約束，使得納什均衡策略就能夠達成全局最優解，這就是一個優秀的信任系統。
基于“成本與約束”的信任系統演變之路
“囚徒困境”是一個極簡的信任模型，揭示了信任缺失而導致的個人最優策略與全局最優策略的偏離。為了糾正這種偏離，博弈論學者設計了很多“囚徒困境”的升級版，例如將單輪選擇改為多輪，為“背叛”行為添加懲罰機制等，新的模型較為復雜，這里不展開贅述，但其本質都是通過添加新的機制來提供信任約束或降低信任成本。人類社會是最復雜的大模型，人們對囚徒困境的研究有助于幫助理解諸多社會現象，尤其是陌生人大規模協作這一信任難題。解決這一信任難題最直接的方式是提供強有力的信任約束，對偏離全局最優的策略進行限制或是直接禁止。
于是我們不難認識到，法律監管就是最基礎的信任系統。我們面對商業合作伙伴時會假定對方會依照規定的準則行事，因為違法的代價高昂。從古巴比倫的漢謨拉比法典到現代國際法體系，法律體系的變遷桑田滄海。這一過程無疑是進步的，數千年人類文明的演進離不開這個信任系統的不斷完善；這一過程也是持續進化的，在《數字金融巴塞爾在哪？》一文中，我們討論了現代金融監管體系的發展路徑與所面臨的問題，包括其在穩定監管預期、明確監管框架以及國際監管合作方面的瓶頸。隨著經濟全球化對跨國跨政權合作的需求刺激，現代監管體系也在不斷進化。前有巴塞爾協議大規模擴充成員國，后有WTO、APEC、上合組織等國際經濟合作組織的建立，本質都是在一定“信任約束”內繼續降低“信任成本”，以實現更大的“信任價值”。
在一個理想的信任系統中，“信任約束”與“信任成本”是相輔相成而不互斥的。約束提供行為準則，從而提供穩定的行為預期，從而降低行為成本。但從這個角度去審視，不難發現基于監管的信任系統是以“信任約束”為核心的，有時甚至是增加“信任成本”的，例如復雜的監管環境帶來的合規成本，以及不穩定監管預期帶來的短視行為風險。當全球化浪潮對“信任成本”提出更高的需求時，新型信任系統的出現也就成了一種歷史必然。
2008年雷曼兄弟破產，次貸危機爆發。危機對傳統金融信任系統提出嚴峻考驗，巴塞爾協議Ⅲ也是這個背景下的產物。2008年11月中本聰發布比特幣白皮書，提出一種點對點的電子現金系統，致力于建設一種不需要中心化金融機構的數字資產體系，以此來根本性地解決巴塞爾協議未能解決的問題，即希望通過去中心化的共識來代替中心化的監管。中本聰在創立比特幣之初可能不會預想到，區塊鏈作為其底層技術會有遠超金融領域的曠闊應用。
區塊鏈：信任系統新范式
如果給區塊鏈下一個最簡短的定義，就是信任機器。區塊鏈通過一種創新的數據結構實現上鏈數據不可篡改，又通過去中心化治理的理念將信任根分散到無數個節點，創造出可靠的信任機器。當我們使用區塊鏈時，我們可以100%地信任它的數據，信任它的執行邏輯，因為這些都是公開透明且不可篡改的。區塊鏈通過機器信任代替人類信任，在完全不信任的節點之間建立信任機制，創造出信任系統新范式。我們可以從三個層次由淺入深地去理解區塊鏈作為新型信任系統的價值：
第一層是表層技術，區塊鏈提供“代碼及法律”的信任約束。區塊+鏈的數據結構使鏈上數據無法篡改，分布式賬本技術使鏈上數據公開透明，智能合約使鏈上執行邏輯穩定可審計。基于表層邏輯所構建的最常見應用便是“數據存證取證”，這是對區塊鏈技術最簡單最直接的應用，目前國內大部分的區塊鏈技術應用場景即停留在這個階段。
區塊鏈鏈式數據結構
第二層是里層邏輯，區塊鏈提供低信任成本的協作模式。基于技術層面的數據可靠性，在特定場景通過特定的合約設計，甚至可以完全消除對手方風險，實現無需信任（trustless）的陌生人協作。不同于中心化機構賦予的信任約束，區塊鏈的信任約束是代碼賦予的，本質是社區賦予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和無需許可（permissionless）是區塊鏈的原教旨核心。在新的模式下，建設者的精力集中在消除合作瓶頸和創造高價值應用上。去中心化金融（DeFi）是典型成功案例，因為極低的信任成本大幅度提高資本利用效率，創造更加高效的金融應用。
第三層是核心價值，區塊鏈提供無限制的信任價值。前文我們將信任價值定義為個人最優策略和全局最優策略的差值，如果說傳統信任系統是通過提供信任約束和降低信任成本來消除這個差值，區塊鏈則可以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大幅提高全局最優策略的價值。無限制價值的核心是創造，一類創造是將不可能變為可能，例如在去中心化金融領域實現無抵押無信用風險的借貸工具（閃電貸）；另一類創造是新的業態場景，例如元宇宙。在下一代互聯網（Web3）領域，建設（build）文化是主流價值觀，生態參與者因可以成為builders而自豪。從基礎設施到上層應用，新的創造時刻在發生，這種對創新的有效激勵就是區塊鏈信任價值的直觀體現。
開放平臺：由淺入深的信任系統實現路徑
從圍繞“信任約束”的存證取證、到圍繞“信任成本”的降本增效、再到圍繞“信任價值”的生態創造，這是一個由淺入深的過程，也是我們所能預見到的應用發展路徑。以這個標準審視當前區塊鏈信任系統建設，所處的階段和未來方向都較為清晰。以生態建設和價值創造為最終目標，我們提出了以“開放平臺”為核心的信任系統實現路徑。
同大部分開放平臺一樣，信任系統開放平臺應當提供生態聚合能力，生態參與者通過平臺構建應用，鏈接上下游與終端用戶，實現“1+1>2”的價值放大。同大部分開放平臺不同，信任系統開放平臺以信任機器為核心，無論是期望實現“信任約束”、降低“信任成本”的企業客戶，還是期望創造“信任價值”的應用構建者，都應能在這臺信任機器中找到合適的工具。“信任一點、由淺入深”，便是我們開放平臺的建設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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